在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，总有一些朝代令人心生自豪，其中初唐无疑是最为耀眼的篇章之一。初唐时期的大唐疆域，无论是向西拓展，还是北部延伸，都比现代中国还要辽阔。唐朝击败东突厥、薛延陀后，凭借羁縻制度巧妙调度室韦、铁勒、突厥等多族，齐心协力攻打敌国，同时日本、南诏等藩属国也向大唐俯首称臣。这一系列成就，在当时史无前例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李世民当时的身份，多少有些类似于现代联合国秘书长，不过最大的区别在于，联合国以投票制行事，讲究民主，而天可汗体系则是李世民一人说了算，权力高度集中。 尽管对唐太宗身份的理解有所不同，但有一点共识，那就是初唐时期的中国已经初具国际司法的雏形。初唐通过制度和法度，限制并规范其他国家的行为，这也从侧面彰显了当时大唐在世界格局中的至高地位。在李世民继位后，天可汗制度对外的影响经历了几个阶段：首先是西突厥被灭，大唐威名远播，体系迅速膨胀；随后是高丽被灭，唐朝疆域达到史无前例的巅峰；最后，该体系因与吐蕃交锋失败而逐渐衰落，常胜军的一次失败，对军心的打击不可逆，也标志着天可汗制度的式微。 由此可见，后世对唐高宗的评价多有贬低，其实超过了他应得的历史地位。唐高宗夹在千古一帝李世民的光辉与武则天的强势之间，个人光芒自然被掩盖，导致他被历史矮化，人格魅力也被淡化。然而，他在位期间确实为版图扩张作出了重大贡献——灭西突厥、灭百济、灭高句丽，使大唐疆域空前辽阔，并维持了三十余年。 唐高宗能够在对外扩张上顺风顺水，离不开他知人善用的治国智慧。如果没有像裴行俭这样的人才被重用，唐朝的疆域也无法达到如此夸张的规模。对于唐高宗的历史评价，其实值得我们重新审视，他在疆域扩张和用人之道上的功绩，绝不应被轻易忽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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